文/韩纪民配资炒股门户
说起傅说、吕望，那可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、如雷贯耳的人物。傅说，商朝人，相传为奴隶，被商王武丁破格提拔为宰相，协助武丁使天下大治；吕望，即姜太公，他辅佐周武王灭商纣王，建立周朝。这两位可谓是商、周两朝顶尖式的大贤。但毛泽东在读《新唐书》时，却指出唐朝初期有一个大臣的才德远超傅说、吕望，而此人在历史上却并不太出名。他是谁？他就是大唐初期宰相马周。
一、被人捉刀，得遇明君
唐朝初建，唐太宗李世民倚重的两位宰相房玄龄、杜如晦十分有名。房玄龄善于谋划，杜如晦长于决断，史称“房谋杜断”。后世论唐代良相，首推“房、杜”。而李世民后来的宰相马周，才德并不亚于房、杜二人，也称得上奇人奇才。毛泽东读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，对马周给予极高的关注，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极高评价。
◆毛泽东在庐山的寓所读书。
马周受重用，源于一次被“捉刀”的传奇经历。
马周（公元601—648年），字宾王，博州茌平县（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区茌平镇马庄）人，唐太宗时期难得的人臣。历任监察御史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、中书令，兼太子右庶子。马周去世后，唐太宗亲为举哀，追赠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唐高宗即位后，追赠其为尚书右仆射、高唐县公，后又配享高宗庙庭，备享尊荣。
据《新唐书·马周传》记载：马周早年丧父，家里贫穷拮据，但他十分喜爱学习，精通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。他性格旷达豪迈，放荡不羁，乡里人见他不拘小节，都瞧不起他。踏入仕途后，开始做一名低级官员，不被人重视。刺史达奚恕屡次责备他，马周于是离开，客居密州。朝臣赵仁本认为他是高才，资助丰厚的行装，叫他入关寻求大的发展。马周停留客居在汴，又遭浚仪令崔贤侮辱，气愤之下向西而去，住宿在新丰，旅店主人见他贫穷落魄不招待他。马周便要了一斗八升酒，悠然独饮，旁若无人。到了长安，马周寄居在中郎将常何门下，寻求发展机会。
◆唐初宰相马周雕像。
贞观五年（公元631年），因关中大旱，以善于纳谏著称的唐太宗令百官上书言政，谈论朝政得失。常何一介武夫，没有文化，便请马周代笔写奏章。于是马周替常何写了一份奏折，向唐太宗条陈20多件事，“皆为当时所切”，点中要害问题。太宗阅后大喜，但又怀疑奏折不可能是大老粗常何所写，便奇怪地询问此奏折究系何人所作？常何是个厚道人，便老老实实承认：这不是臣所能写出来的，是家客马周教臣这么说的。还特意点明，这位家客是忠孝之人。求才若渴的太宗当天即召见马周。未到之前，四次派人催促。太宗与马周相见交谈后，大喜过望，立即下诏让时年30岁的马周在门下省值班。因常何最先发现马周这个人才，爱屋及乌，太宗赏赐常何帛300匹。第二年，马周即拜授监察御史，奉命出使都称职，深得太宗嘉许。从此，出身低微，仕途屡经坎坷的马周平步青云，成为太宗的股肱大臣。马周针对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，及时而恳切地向太宗提出了一系列建言。这些建言，高屋建瓴，不为尊者讳，切中时弊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，为唐太宗所采纳。中国封建时代最辉煌的大唐贞观盛世的形成与延续，有马周的突出贡献。
二、高度评价：“贾生《治安策》以后第一奇文”
贞观六年（公元632年），时年31岁的马周给唐太宗上了一份奏折。此奏折获得毛泽东的极高评价。在《新唐书·马周传》记载的马周上奏的一段文字天头上，毛泽东挥笔批注：“贾生《治安策》以后第一奇文。宋人万言书，如苏轼之流所为者，纸上空谈耳。”（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，第235页）贾生，即贾谊，西汉最著名的政论家，是毛泽东屡屡称道的“英俊天才”。他写的《治安策》历代传颂，非常有名。鲁迅先生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中，评价此文是“沾溉后人，其泽甚远”的“西汉鸿文”。毛泽东更是把《治安策》评为“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，……全文切中当时的事理，有一种颇好的气氛，值得一看”。（《毛泽东书信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539页）毛泽东把马周的奏折赞为“《治安策》以后第一奇文”，而把苏轼等人的“万言书”视为不过是书生的“纸上空谈”，褒贬之间，对马周的推崇可见一斑。
马周的奏折“奇”在哪里？主要奇在：
建议唐太宗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，关心百姓疾苦。他分析历朝历代治理的经验教训说：“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而大要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，故其下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卜祚遐长，而祸乱不作也。”毛泽东在读到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记载的这一部分内容时密加圈点，在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处，逐字加了套圈，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。马周列举尧、禹、汉文帝、汉景帝节俭的事例，对照当今皇室现实，尖锐地指出：“今京师及益州诸处，营造供奉器物，并王妃主服饰，皆过靡丽。”对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，“颇嗟怨”。他对太宗说：“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犹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后，圣虑之所当忧也。”毛泽东在“陛下少处人间……目所亲见”处，字字都加了旁圈，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。他对马周不回避严重的社会问题，不怕惹皇帝不高兴，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，直白地反映皇室过度奢侈浪费的现实，建议唐太宗“节俭于身，恩加于人”，格外赞赏。
建议唐太宗注意到国之兴亡在于百姓苦乐，从而推行节俭政策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他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在百姓苦乐也。”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，逐字加了旁圈。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，马周以刚灭亡的隋朝举例道：隋朝在洛口仓储粮而被李密接管，在东都积贮布帛被王世充占用，西京府库的积蓄也为大唐所用。假使洛口仓、东都均没有粮食布帛，李密、王世充等就不可能奋臂一挥，一下子集聚起那么多人马造反。而且，“但贮积者，固有国之常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也？”马周认为，贮积固然是立国的常规，但应在百姓有余力时才收聚，岂能在百姓劳顿之时强迫聚敛而等同于用来资助敌寇呢？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，显示出他对马周深刻见解的高度认同。马周举例说，贞观初年，全国遭灾减产，但天下很安定，就是因为百姓知道皇帝怜悯体贴他们而无怨言；而现在百姓都有怨言则是认为皇帝不怜悯体贴他们。其根源在于国家现在所做的事，大多都是不迫切的。为此，应恢复实行贞观初年的政策，推行节俭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这样，百姓们就会高兴得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疲惫不堪，还不停地役使他们，万一国内遭受大灾害，边境又传来战争警报，狂妄狡诈之徒也暗中兴起，那就不是皇帝废寝忘食能解决的了。应该说，马周对当时唐帝国的现状和隐藏危机分析得相当深透，所提对策也稳妥可行，从而得到毛泽东由衷赞赏。
建议唐太宗慎重分封诸王、功臣，不可“树置失宜，不预为节制”。马周分析道：汉晋以来，祸乱天下的，哪一个不是诸王中的人呢？都是因为皇上封授不当，也不事先加以节制，以至于导致灭亡。国君岂不知这个道理，但沉溺于个人的私爱难以摆脱罢了，所以虽然前车已经颠覆，而后车仍不改辙。现在天下百姓还少，而诸王人数已多，对于其中宠遇过厚的，愚臣很为他们担心。他举曹操宠爱曹植，曹丕即位后，曹植备受猜忌，对他防备禁闭如同囚犯为例，说明“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”。毛泽东在这一句加了旁圈。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“前车既覆，而后车不改辙也”。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圈，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，对马周为唐社稷长治久安的考虑和筹策，深表认同。
建议唐太宗以民为本，加强对县令、刺史尤其是刺史的选拔和任用。唐朝的官制，地方设州县两级，州设刺史，县设县令。马周饱读文史，又起自底层，深知州县两级长官尤其是“刺史”对于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。他强调说：“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。必也使百姓安乐，在刺史、县令耳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但州得良刺史可矣。”毛泽东从“必也使百姓安乐”一句下，逐字加了旁圈，显现出对马周真知灼见的重视。马周认为，县令人数众多，不可能都是贤人，但每州选拔一个好刺史还是可以的。如果全国的刺史都任用得当，皇帝就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堂之上，还有什么要做的呢？国家也就安定了。马周进而指出，现在朝廷只重视内官，而对县令、刺史的选拔颇为轻视。而且刺史大多是武将中立有功勋的人，有的是任京官不称职又派出补任外官。因德行才能术略提拔任用的，十个中没有一个。所以州县治理不善，百姓不安，皆缘于此。
马周的奏折并无突出的文采、激扬的文字，但结合大唐帝国的现实，居安思危，平实道来，所提建议都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战略，而且问题抓得准，分析得透，简明扼要，不吞吞吐吐绕弯子，建言既可信又可行。这是毛泽东把马周的奏折誉为“《治安策》以后第一奇文”的最主要原因。《新唐书·马周传》评述马周：善于陈述论奏，机敏明辨，论事切中事物要害，裁决处理周密，得到当时人的赞誉。“皇帝经常说：我片刻不见马周就想他。”岑文本（唐太宗宰相）对所亲近的人说，“马周议论事情，文章切中事理，没有一句可增减的，听起来有条不紊，令人不知疲倦。苏秦、张仪、终军、贾谊也正是这样罢了。”
三、高度赞誉：“傅说、吕望何足道哉。马周才德迥乎远矣”
《新唐书》的作者欧阳修在《马周传》后有段评论：“周之遇太宗，顾不异哉！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，若素宦于朝、明习宪章者，非王佐才，畴以及兹？其自视与筑岩、钓渭亦何以异！迹夫帝锐于立事，而周所建皆切一时，以明佐圣，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，恨相得晚，宜矣。然周才不逮傅说、吕望，使后世未有述焉，惜乎！”（许嘉璐主编：《二十四史全译·新唐书第五册》，同心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，第2561页）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：“马周遇到太宗，难道不奇异吗！由一介草民评说天下大事，就像平日在朝做官、通晓熟习典章制度的人一样，不是辅佐圣王之才，谁又能达到这样呢？他对自己的估价是和版筑于傅岩的傅说、垂钓于渭水的吕望没有什么不同！考察皇帝锐意于建立事业，而马周的建议都切合时事，以精明之才辅佐圣明之君，所以君主宰相之间不用胶漆却很牢固，恨相见太晚，是自然的了。但马周的才能不及傅说、吕望，使后代对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，可惜呀！”
马周自视甚高，认为自己的才能和傅说、吕望这样的顶尖人才不相上下。欧阳修不认可马周的自我评价，认为他的才能难与傅说、吕望比肩，所以后世名望也小。但毛泽东断然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评价，在欧阳修这段话原文的天头上批注，“傅说、吕望何足道哉。马周才德，迥乎远矣”。（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，第236页）这个评价可谓相当之高！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。
◆毛泽东在《初唐四杰集》上的批注（部分）。
马周有大才，毋庸置疑。他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，卓越的政治远见，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清醒洞察力。马周也有大德。尽管他因不拘小节遭世人耻笑，但他的大节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马周病危时，取出历来所上奏的奏章全部烧毁，说：“管仲、晏婴揭露君王的过失，取得死后的名声，我不做这种事！”正因为马周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，才有针对时弊，批评国家时政中重大问题的底气。他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，也深得唐太宗的高度理解和信任，尽管他的建言有些很尖锐，甚至说得很不客气，但太宗还是言听计从，对他有很深的个人感情。马周患消渴病多年，太宗临幸翠微宫，寻求胜地为他建造宅第，经常下诏送去膳食，派名医使者探视护理。太宗还亲自为他调药，命太子问候病情。太宗曾以飞白书赐马周道：“鸾凤冲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”可见，毛泽东盛赞马周的“才德”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毛泽东作为开辟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人物，历来是弱势群体的代表，他对于历史上有突出建树的，又曾是贫人、贱人、受压迫者的人物，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。上世纪50年代，毛泽东读《初唐四杰集》时，信手写下了一大段批语，其中有一段这样说：“青年人比老年人强，贫人、贱人、被人看不起的人、地位低的人，大部分发明创造，占百分之七十以上，都是他们干的。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，也有发明创造。这种三七开的比例，为什么如此，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。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，生力旺盛，迷信较少，顾虑少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敢想敢说敢干。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，不怕失败，不泼冷水，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，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。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（机械化、半机械化、自动化、半自动化），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。”（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，第11-13页）毛泽东在这里结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，袒露出他为何对“青年人、贫人、贱人、被人看不起的人、地位低的人”，总是有所偏爱、总是高看一眼的心迹。显现出他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、伟大哲学家的人民史观的无比睿智。马周出身贫寒，被人瞧不起，早年历尽坎坷，但他年轻有为，屡挫屡奋，终成大器。这些都是毛泽东极为赏识、极为看重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尽管毛泽东对马周的评价可能偏爱、偏高一些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毛泽东读《旧唐书·马周传》的天头上，留有他粗重的铅笔字迹：“马周年四十八。”（以虚岁计）（张贻玖：《毛泽东读史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10月第1版，第91页）在读《新唐书·马周传》时，也是圈圈点点，寄予深情。当读到《新唐书》记载马周曾“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独酌，众异之……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”时，毛泽东批注道：“饮酒过量，使不永年。”（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，第234页）对马周因饮酒过量伤身而不幸早逝，一代伟人的笔端流露出深深的惋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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